[36]为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比如，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不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等。这一条文涉及到行政许可行为的确定力、废止补偿等方面，被很多学者看做是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首次确认，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最直接的体现是1976年德国的《行政程序法》第48条至50条对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的详细规定。政府诚信是法治政府的题中之义。诚信原则不应当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否则将因现实可操作性差而难以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在未来立法中还应当尽量将诚信原则更多地具体化为各种原则和规则，构建起相应的制度和运行体系。刚刚开始区分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又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旦政府无诚信，法治政府建设将失去意义。

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和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专门就依法行政进行了规定。一是，在未来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在《宪法》、《立法法》、《中央政府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等宪法性文件中先将政府诚信原则明确下来。4.公布程序 对于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检察工作最终形成的法律文书和有关综合材料，通过公报、官方网站、新闻媒体依次进行发布，逐步向社会公开。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美国检察官在参与行政诉讼方面具有广泛的权力，美国联邦检察长有权决定并参与他认为涉及联邦利益的任何行政诉讼案件，美国检察官有权决定并参与他认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任何行政诉讼案件。这种监督相对于中立裁判的司法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具有明显优势，在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上更具保障性。开展行政检察工作，在监督的边界内，寓支持于监督，督促行政主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完成改革任务，真正实现改革目标。

[62]比如美国的《涉外贿赂法》，德国的《联邦官员法》《纪律惩戒法》、英国的《防止贪污法》《文官守则》、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检察法》等等。一方面保障行政权足够强大，以提高服务公民的效率。

[86]谢晖：《论法律程序的实践价值》，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陈奇星、罗峰：《略论西方国家的行政监察机制》，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3期。[30]行政检察具有强烈的公益性，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检察，对行政主体进行监督，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督促、纠正，确保其合法、正当，[31]以此实现对公益的维护，对正义[32]的追求。[69]王中开：《论我国行政权与检察权的权力配置及相互关系》，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在行政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细化行政检察的各项程序路径。[98]《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11]陈冰如等：《论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构建》，载《西部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97]王红建：《行政诉讼法新增行政公益诉讼条款看点在哪里？》，载《法制网》2017年7月4日。

[8]从行为类型上看，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检查、重大行政决策、行政不作为等都可纳入检察监督范围。4.程序性 如前所述，行政检察具有主动性，但主动性不能是肆意的、放任的，相反要保持谦抑性、有限性，通过制定完备的程序来规范行政检察行为。

[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据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为重点，在北京、内蒙古、吉林等13个省份的检察机关开展为期2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知悉行政机关相关执法信息和情况是开展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开展行政检察首先要赋予检察机关对相关行政活动的知情权。在这种模式下，检察权及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权及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检察属于外部监督。当区检察长发现存在行政违法行为时，无论针对何种情况，都应立即采取消除违法行为的统一措施，比如对非法决议、决定、命令、其他法令或非法行为提出抗议。[86]设置科学合理的监督程序是开展监督工作的保证。开展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履行职责，但是主动性并不代表要四处出击，而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时才能实施监督行为。[45]数据显示，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平均每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3000件以上、提起公益诉讼超过100件。

检察机关应当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更新检察理念、调高工作定位，加快构建权责明晰、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检察监督体系，不断创新、发展行政检察工作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体系，不断提高行政检察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以新时代新作为更加有效地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为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法治政府贡献力量。[45]张宇、孙慧：《浅析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载《商情》2017年27期。

[53]还规定了停止作为之诉，即检察官针对政府实施的对公共利益可能造成威胁的行政执法提出的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如政府颁布开垦森林的许可，可能会影响周边的生态环境。具体行政行为种类众多，包括如许可、审批、征收、给付、确认、裁决、检查、奖励、处罚、强制等。

[90]肖中扬、杨静：《论三农行政检察》，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2期。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其中，检察机关可以对行政执法后行政机关制作的结论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修改后的《俄罗斯联邦检察法》规定，检察长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借助检察监督文件向主管机关提出消除违法行为，以及追究过错人责任的要求：（1）对抵触法律的文件提出异议，以国家名义要求撤销非法文件或者予以修正，恢复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国家或其他机关的合法利益。目前有的地方人大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此作出规定，有的是以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联合发文的形式进行规定，但是既有的规定较为原则、零散，系统性、操作性不强，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2013年山西省开展行政检察监督专项活动，全省各地检察机关共发出督促起诉意见书、检察建议书4190件，为国家追缴、挽回经济损失24.1亿余元。

2.注重权力之间平衡制约 一项宪法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它成功地在专断的权力一端与受限制的权力一端之间达到平衡并维持这种平衡。[64]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行政权固有的扩展性和侵犯性，[65]需要通过外部的监督来防止权力行使的负面效应。

[75]邓云园：《完善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载《知与行》2017年2月。（一）从属模式 采用该模式的国家不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

对于检察意见，被监督对象应当服从和接受，并及时作出处理和回应。这是督促行政执法主体改变特定违法行为的监督方式。

[89]郑新俭：《推进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11期。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主要限于权力机关监督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以及由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进行附带审查。[48]山西省检察院2014年5月开展了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的试点工作，选择太原等四个市级检察院作为试点先试先行。这种观点的基本主张为，将所有行政执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都纳入检察监督的规制范围不利于实行有效监督，缺乏必要性和现实性。

2011年、2014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先后下发《关于确定行政检察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单位的通知》和《关于开展行政违法检察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了13个开展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试点单位，办理了一批成功案例。[50]谢文轶：《行政检察工作的现状与发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38]《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全面加强检察监督》，载《检察日报》2017年11月3日。2.整合修改现有法律规定 如前所述，有关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规定，主要散落于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等低位阶的规定中，而且还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

专门性的特征使其与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等外部监督和行政复议等内部监督形式有了明确具体的划分界限，监督效力和监督结果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依据宪法的授权开展行政检察工作，监督行政权依法、规范、有序运行，促进行政法治，是新时代加强以法治权、以权治权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对在新时代维护宪法权威，在新的历史方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